打开科塞的《理念人》，迎面飘来一股咖啡的香味。

我为之怦然心动。在飘洒的香意中，科塞笔下的18世纪变得亲切起来。

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于18世纪，他们是在咖啡的哺育下长大成人的。

当时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对18世纪咖啡馆里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描述：“如果你喝的是一杯混合饮料，你的伙伴也是如此。因为人人似乎都是平等派……，不在乎地位和等级。所以你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愚蠢的纨绔子弟，一个可敬的法官……，一个举止得体的公民，……一个流浪的扒手，一个非国教牧师……，所有这些人都混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不成体统的大杂烩”。

咖啡馆的主人用墙上的“顾客须知”纵容着这种杂乱：“欢迎绅士、商人和所有人光临，相聚一堂，莫怕失礼：此处不设上坐，以省去你的担心。阁下尽管随便入坐，纵有贵人驾到，亦不必起身退避”。

这是一个思想表达的场所。成吨的咖啡被客人们挥霍于各种高谈阔论之中。咖啡，这个在17世纪还被欧洲人称为“黑如煤烟，味道也和煤烟差不多“的东西，到了此时，整个欧洲都离不开它了。它成了思想的兴奋剂。几杯咖啡下肚，新鲜刺激、大胆妄为的言论便从嘴边蹦到桌上，又从桌上蹿到地上，随即便兴奋地跳起舞来；等级观念、阶级成见很快便被驱赶到地板的缝隙里，头都不敢抬一下。

从咖啡文化史上可以查到这样的记录：伏尔泰在著名的普罗柯布咖啡馆一次要喝下40杯咖啡，蒲泊、斯蒂尔、爱狄生在咖啡馆里一呆就是六七个小时。

在咖啡馆里，每个人都可以检验、放弃、改变和传播自己的观点，在这个过滤过程结束时，就会产生某种有凝聚力的群体观点。于是一部实用的新兴阶级道德新法典，一种新的美学观和文学鉴赏标准，以及许许多多的新观念、新思潮，带着浓浓的“煤烟”味诞生了。在咖啡香味的诱惑下，文人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藏书室，一次次面对面地与公众交流和对话，从文本到文本的治学传统因此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在这里，大家有什么话都当面说，文人相轻的痼疾受到冲击——也争了，也吵了，也对骂了，大概内心里所剩下的就只有对对方的尊敬了。讨论中一种新的共同标准逐渐形成，成为大家自觉遵守的尺度。而在咖啡馆时代之前，标准一直是由贵族或宗教中的精英人物制定的。

咖啡馆铲平了等级，为形成共同观点和公众舆论作出贡献。它是知识分子的孵化器，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学校，而这样的学校，仅在当时的伦敦就有2000多家。

喝足了咖啡，走在大街上，人们目光炯炯，踌躇满志。旧世界已经被咀嚼得粉碎和咖啡一道咽进肚子里了。这些用新思想武装的新人类——理念人的血管中，奔腾着创造的欲望。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开始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了：

18世纪中叶，作家摆脱了贵族庇护人的控制，第一次成为独立自主的职业文人。

与此同时，第一次出现了图书市场。

1740年，第一个流通图书馆在伦敦开业，到了18世纪末，大约1000家图书馆星罗棋布于全国。

也是在这个世纪，科学社团广泛建立，使科学事业制度化、合法化，赋予科学及科学家们以前所未有的尊严和地位。

……

一切都是那么有条不紊，顺理成章。工业革命延伸了人的肢体，而新文化环境的建立则延伸了人的思想。于是，世界变小了，人类长大了。

（作者：梁枢 《光明日报》 2001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