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休闲街区:成都老街,柔韧的春秋

　　成都老街名中以人而显的不少，有些很有名，如西汉文翁办学的石室巷，思想家严君平“假蓍龟以教”的君平街、支矶石街，才子佳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垆卖酒的抚琴街，司马相如赌咒发誓“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的驷马桥街。这些街名的出处已广为人知。而另一些与人物颇有渊源的街名出处，一般人恐怕就不一定清楚了。
（铁波乐 秦志豪 刘峰）
状元街·落酱园巷
这一街一巷都住过状元，因而得名。状元街是明代状元杨升庵的府第，但是只住了一年多的时间便离开了。杨升庵在“议大礼”的政治斗争中被嘉靖皇帝打得半死，贬逐到云南永昌（今保山县），死于戍所。杨升庵是新都人，他在成都的府第是其父亲杨廷和购置的，那条街原名磨子街，清代乾隆年间四川布政使查礼曾在这里住过两年，调离四川的时候便在街中建了座“升庵故里状元坊”，以纪念命运多舛的杨状元，磨子街也自然更名为状元街。
离状元街不远有条文庙西街，是清末状元骆成骧的寓居之地，人们便将此街称为“骆状元巷”，后人喊走了音，音讹为“落酱园巷”。骆状元是资中人，宣统二年（1910）任山西提学使，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到四川，在成都文庙西街购了个小宅院，名曰清漪楼。此街原是一条比较僻静的小巷，自从状元公住到这里之后就人来人往，热闹起来了。他被成都人举为“五老七贤”，他则自嘲为“五个老不死，七个讨人嫌”，那些“老不死”和“讨人嫌”经常都要到此聚会，许多文化界、军界、政界人士也时常登门造访。1916年春，蔡锷将军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在纳溪泸州与驻防四川的北洋部队交火，正当两军激烈交战的时候，一天下午骆状元巷忽然跑来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将骆宅团团围住，不许人们进出，吓得街上的居民胆战心惊，不知状元公惹到什么祸事了，紧接着来了一位全身戎装的将军，竟是四川督军陈宦，他急匆匆地进入骆宅，连称老师勿惊，学生是来讨教的。原来陈宦是骆成骧在京师大学堂任首席提调时所识拔的学生，他这次是来征求老师意见的。骆成骧便向他分析天下形势，劝他反戈倒袁，并帮他草拟了三通劝袁世凯退位和宣布四川独立的电报，加速了“洪宪皇帝”的灭亡。对于此事，另一位五老七贤之一的徐子休谓之为“骆公骕有再造民国之功”。
骆成骧的宅第被又一次“重兵包围”是1925年。一天，赖心辉派人通知他：刘文辉要将招安部队的枪械缴了，必将发生一场枪战，而交战之地就在他的家宅附近，因此希望他往别处暂时避一避。可是骆成骧却说他家贫寒，没有什么可抢可偷的，不怕！赖心辉便派了一个团长带着一连士兵将其家宅护卫起来，不一会儿便枪声大作，炮火纷飞，街上很多居民都遭了殃，只有骆家有重兵护卫，安然无恙。
骆成骧病逝于1926年，享年61岁。他是名人，成都各界人士纷纷前往祭奠。那时不太风行送花圈，而是讲究送挽联，骆家收到的很多挽联都是名家撰写的，如颜楷、刘咸荣、张澜、熊啸崖、方旭等。颜楷撰写的“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平生风义兼师友；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潇洒人间一丈夫”词语和书法皆佳，很多市民都专程前去抄写，那段时间是骆状元巷最为热闹的时候。
骆公祠街
骆公祠街现名和平街，在清代同治年间之前原名子龙塘街，相传此街在蜀汉之时是五虎上将之一赵子龙的故第之处，故名。清代同治三年（1864年），时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在大渡河畔将太平天国首领石达开擒获，功勋卓著，被清廷晋升为太子太保，赐一等轻车都尉，授协办大学士。他去世之后，四川提督周达武在子龙塘建了座骆公祠，于是子龙塘街便改名为骆公祠街。骆公祠街有一家世代经营盐业的巨户，陕西渭南人，姓严，光绪年间的第三代业主名叫严雁峰。此人秀才出身，曾入成都尊经书院就学，与杨税、廖平、张森楷等人同学，以诗文见长，深受山长王闾运的器重。严雁峰特别喜欢搜求古典秘籍和校刻古人著述，仗着家财殷实，他不惜重资，购得很多珍本书籍。他在骆公祠街头专门修了个“贲园书库”，从而成为“甲于蜀中之收藏家”。
严雁峰不仅是藏书家，还是学问家，他亲自校勘刻印了《关中金石记》《毛河西四种》等诸多善本，还著有《既冠集》《太华归来集》等诗、文专著，晚年则以教子习文为乐。他没有子女，便以陕西老家一个族人的儿子过继为嗣子，取名严谷声。严谷声在父亲的严格教诲下，勤奋好学，将“贲园书库”中的藏书全都读了一遍，学得满腹经纶。他还广交天下名士，将合川的著名学者张森楷请到家中整理贲园书目，他随侍在旁边当助手，耳闻心记，学到了一整套丰富的整理典籍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对各种古籍版本、纸色、种类、刊地之鉴别，他凭肉眼观察和手触感摸便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来。通过数十年的勤奋努力，他的藏书比其父亲的藏书多出三倍，除了大量的经、史、子、集之外，还增添了大量秦、汉、魏、晋、唐、宋、元、明的历代碑文拓片和名人字画，使贲园成了全国文人学者研究学术的荟萃之所，宋育仁修省志县志，廖平考订伤寒古本、研究公羊谷梁，张森楷撰述《通史人表》《二十四史校勘记》《四川省历代地理沿革表》等，都是以贲园的藏书作为资料引证考订的；许多名满天下的文化名人如向楚、林思进、顾颉刚、蒙文通、谢无量、陶亮生、于右任、沈尹默、叶浅予、张大千等，也是经常到贲园谈诗论文挥毫书画的常客，内中尤其是张大千，抗战时期竟在严谷声的家中住了将近两年之久。1943年，张大千从甘肃敦煌回到成都，在严谷声的帮助下成功地举办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轰动全国。
张大千的一些巨幅名画如《西园雅集图》《荷花通景》等也是在贲园绘作的，但那时日寇已经占领了安徽，四川的宣纸奇缺，张大千便同他的表叔晏济元一起到生产夹江纸的夹江县，与各个造纸工棚的工匠们一起研究，改进了夹江纸的原料、配料、制作工艺和生产流程，历时数月，终于生产出了可与安徽宣纸不相上下的“蜀笺”（又名“大千书画纸”）。关于“大千纸”的产生，众多文化人都说是张大千的功劳，其实不然，它的真正发明者是与张大千一起去夹江的晏济元。
晏济元，名平，号老济、济公、素贞老人、江州散人，1901年出生于内江茂市镇万家场。他母亲姓潘，有个侄孙媳妇是张大千的大姐，因此从辈分上说来比张大千长一辈，张大千要喊他表叔，但是他却比张大千小两岁。他父亲是个教书先生，能书会画，他从小便受教于父，研习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与张大千同为当时的黄山派画家。他12岁便外出求学，从内江步行到成都，在春熙路基督教青年会补习英语，1929年又到上海就读于中华工学院，34岁的时候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工程技术。在求学期间，他从未停止过对书画的研究和创作，张大千看了他的作品赞不绝口，诩为“作家士气兼到”，还谦虚地表示“自愧勿如也！”其实他们二人是各有千秋，张大千的作品气势雄浑，晏济元的作品则更多一层书卷之气。
到夹江考察宣纸生产是张、晏二人一起去的，但张大千是外行，不懂生产工艺，只有晏济元是学工科的，对夹江纸的原料与徽宣纸加以分析比较，找出差异，进行改进，在竹纸浆中加入麻纤维，用漂白粉代替纸浆发酵脱青……通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试制成功了一种拉力强、色度纯，足以与安徽宣纸媲美的巴蜀夹江宣，简称蜀笺，后来张大千的名气越来越大，人们便喊成大千纸，甚至还说这种纸是他发明出来的，而真正的研制者晏济元却鲜为人知。
晏老现已104岁，却神清气爽，耳聪目明，写字看书都不佩戴眼镜。他现在仍然在作画，还将于明年1月8日在广东美术馆搞画展。他的画作早年经常与张大千一起展出，被于右任称为“蜀中双星”。1963年，毛泽东70大寿，郭沫若请他画一幅祝寿图，他便画了幅《红日青松图》，题款为“光佩四表，万寿无疆”，毛泽东看了十分高兴，一反“生日不收礼”的自律，欣然受之。而对毛泽东“万寿无疆”的祝词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
1964年，他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画展，朱德看了之后提笔赞道：“海外有个张大千，国内有个晏济元”。张大千业已作古，百岁高龄的晏济元仍然老梅绽新枝，继续焕发出他的艺术青春。
天成街
天成街原是西玉龙街的一条小巷，以威远人吴天成在这里倾家办学而得名。吴天成字爵五，威远县西乡五子坝人，光绪十四年应试中举，乡人尊称为“吴四举人”。光绪二十八年受四川总督岑春煊之聘任成都高等学堂学监，后来在成都创办了“公立嘉定府中学堂”（嘉定即现在乐山市，清时辖威远县），他任学堂监督（校长），将威远的祖业卖了，全部用于学堂之用，时人誉为“嘉郡文翁”，并以“学界殷贤、驰誉乡邦”而被推选为四川省咨议局候补咨议，四川提学使将其办学之功奏禀宣统帝：“该绅吴天成才局开张，不辞劳瘁，成绩之优，为阖省公立学校之最，实属办学得力，成效昭彰，蜀中学界推为巨臂……”清政府便下诏嘉奖，将其升任为同知。他于1910年逝世，只活了52岁。人们为了纪念他，便将他居住的那条街巷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天成街。
花牌坊
谈及“花牌坊”的出处，有两则传说。相传明朝朱元璋为振邦兴国开科取士罗织人才。居住在成都市西门一条街上的秀才花如春上县、府应考，均名落孙山，便灰心丧气。一日他在茶铺吃闲茶，见一叫化婆伸手行乞，心生怜悯之心，遂将身上仅有的五文钱送与她买馒头。叫化婆随即谢过他，说，你是将相之才，可要努力考取功名。
花如春受到叫化婆的激励，便重拾书卷，日夜攻读。一天夜里，他读书困倦在几案上趴着睡着了，梦中见叫化婆点化他：县考不出《论语》题试，府考题试在《孟子》，京考则在《春秋》题试了，切记切记。花如春按叫化婆所示，重点研读三本书，结果县考、府考均占头魁。到了京考，花如春一看试卷，试题果在《春秋》范围内，便提笔挥就一篇恤民安国的锦绣政论类文章，深得主考官大悦，呈上朱元璋，钦点花如春状元，并批示花如春打马游街，以显示皇恩浩荡。
花如春在省亲期间，深入百姓之中，了解百姓疾苦，上奏减轻赋税徭役，劝导农耕惜民等治国安邦之策，深得朱元璋嘉许并施行之，取得非凡效绩。
鉴于花如春功劳赫然，成都府尹上奏朱元璋修建一花姓牌坊，彰显花如春。朱元璋准奏，因而得名。
另传：清道光年间，本街有女姓刘，未婚夫死后终身不嫁，朝廷准建“贞节”牌坊，石雕花卉十分精美，习称花牌坊（抗日战争期间拆除），因此得名。1968年为红光中路二段的一部分，1981年地名普查时将石灰下街和乡农市前街在一环路以内部分合并更名花牌坊街。
茶店子
茶店子以当地曾有一茶社而得名。《成都县志》载：“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成都有地名茶店子。”至今已有一百二十余年。
在很久以前，茶店子四野荒凉，为埋葬死人之地，每年清明节扫墓人络绎不绝，年深日久便踏出一条小路，可通骡马，亦为驿道。在这条路旁有一刘姓穷家小户，借此搭茅草棚数间，为扫墓歇脚之人提供香蜡钱纸和便宜茶水。所以，来往行人便称此茶棚子为茶店子，大约在清同治年间便确定了此地名。
茶店子真正成为场镇是在1940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当时伪四川省政府及部分官员为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躲避到了茶店子，人多房不够，不得已伪成都县政府扩修茶店子，使原半边街的茶店子有了店堂，形成三街四巷，稍像一个小场镇模样。
茶店子也曾有“子路场”之名。起因是时任成都县县长的陈子路，见此茶店子集有省政治经济部门以及地方税收又大增，觉得这地名已不适应了，便发出通告，改名为子路场。定下了首个赶场期。在1941年5月初的首个赶场日时，在庆贺开场的戏剧锣鼓声中，日寇飞机突至轰炸，把茶店子炸得墙倒壁塌，血肉横飞。百姓士绅怨恨之气一时朝陈子路而发，皆说是因他改场名，乱定场期引来的灾祸，强烈要求恢复原“茶店子”的场名。不得已，陈子路宣布通告，恢复原“茶店子”之名。仅存一天的“子路场”便寿终正寝。“茶店子”一名因此得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