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农民,他爱好不多,除了抽旱烟就是喝茶。茶是他自己种的,种在向阳的山坡,那坡上玉米站不稳脚跟,苦荞也嫌它瘠薄,只有茶树,一下就抓牢了红泥巴。
父亲开采过年满三周岁的处女茶,就把它交给姐姐。采茶是细活,父亲被犁把磨粗了的指头无法在茶树冠上舞蹈,把一芽二叶的茶叶迅速地采集到竹箩。姐姐则不同,绣花的手尽管也被锄头把磨砺,但能在山歌节拍里准确无误地逮到该采的茶叶。
采回到家中的鲜叶得经过加工才能变成泡在杯中的香茗。没有揉茶机器,父亲硬是用自己的大手把炒得半熟的鲜叶揉出苦水,一道之后再来,三道揉搓之后才把茶晾晒到阳光下。父亲茶瘾大,一天不喝三大碗浓茶会害头晕病。犁地时,犁把上挂着一个大壶,装着从家里泡制的茶水,一晃一荡地,但见他一边抹汗,一边唱山歌,不时地把嘴凑到壶嘴上吮吸。
记忆最深的是父亲的晚茶。一天劳动之后,父亲吃完饭就让妹妹生火,把水烧开,他自己则坐在草编的凳子上,抓出装在竹箩里的茶叶,把土制的茶罐放到火上预热,放入茶叶,轻轻地抖动。茶的香味丝丝缕缕地跑出来,在空中弥漫。水涨得直跺脚,快倒进去吧,这时,茶在水里恢复了春天的记忆。香味引来了村里的许多老人,他们家中都不缺少茶,而是缺少父亲烹茶的功夫,于是一个晚茶会就在我家开始了。
父亲一边把烹制好的茶从茶罐里一杯接一杯地倒出来,又亲手躬身一杯接一杯地送到年纪大一些的邻居手上,他自己一脸慈善,沉默少语,却把茶泡得芳香四溢,引来邻居们的真心称道。火塘是不能熄的,妹妹把父亲平时积下的劈柴一捆捆抱来,父亲一手抖动着茶叶,一手抓过劈柴,喂进红红的火舌里。
父亲不懂茶道,也不知茶艺为何物,只知道泡茶要用井水,烧水要用铜壶,茶叶要用“春尖”,烹制要用土陶,喝茶要用土盅。父亲常说,酒要独酌,茶要合饮,一个人饮虽可提神却无趣,两个人饮虽有趣却无味,三个人饮虽有味却无乐,这样的准则指使着他每个晚上都会约人前来品茶论事,在或浓或淡的茶饮里泛谈自己的农事。哪片苦荞被恶风吹倒,哪片玉米正在扬花,哪棵果树需要施肥,哪家小孩考上中专高中。茶喝淡了,夜色却浓起来,邻居们站起来,伸直腰,说走就走,母亲还得忙些时间,把茶壶里的茶渣与茶碗里的烟头统统打包。
后来,茶叶市场开放了,什么人都可以种茶,可以做茶叶买卖,只是茶价不知什么原因一个劲地下跌,只跌得采到的茶叶收入还不够开给采茶人工钱的份上。乡亲一年到头盼着在茶叶上增加收入,即或收入增加了,结果还不是用在施给茶树的化肥上。于是,月黑风高的夜晚,乡亲们背上砍刀,点上香,一边请求茶神原谅,一边向无辜的茶树举起了砍刀。天亮时,种茶的山坡光秃秃一片。
父亲没有砍倒自家的茶树,倒不是父亲的茶就多么值钱,也不是我们家不缺钱花,父亲把磨好的砍刀背在身上,与自己共睡了几个晚上。最后,他一个人来到茶地,又闷闷地回到家。
一九八四年秋天,我被县里一家单位招工录取,父亲知道我既定的决心,也不拦我。他把我叫到他烤茶的火塘边,抓了一把茶叶,让我自己烹制。我根据平时掌握的烤茶技术泡了一罐浓茶,倒出第一杯给父亲,他站起身接住,又把茶递给了我,让我喝下。父亲说:“到外面工作,喝茶总要先敬给别人,哪怕是你的部下,你要学会尊敬,从一杯茶里识得生活,你就会在漫长的人生里时时清醒。”
在别人的城市,隔三差五都得往茶馆里钻,每天都会遇到许许多多叫不出名的名茶,我在闻到茶香的时候,首先想到父亲,把自己想喝的茶,转过身先敬给别人。
《饮食科学》2005年第4期;责任编辑/邹佳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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