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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 对邓启耀来说,是个很沉重的话题。为了这本杂志,这份事业,他所放弃的比他所能回忆的要多得多。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应尽的责任。“过去几年了,但现在在家里我还是不敢提起《山茶》,偶尔谈及,家里的气氛就会紧张。我在上面花了太多的心血,却没能把其中的一些分给妻子和女儿。”我知道,《山茶》在他心里早已扎下生命的根。艰苦的岁月比幸福的时光来得更加刻骨铭心……
不得不提的《山茶》
说起邓启耀,就不能不提《山茶》。邓1994年被调入《山茶》杂志当副主编,时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次年,邓升任所长,同时任主编。当时的《山茶》作为以民间文学为主要题材的杂志实际上被定义为文学类型刊物。1995年的时候,云南省杂志业世道低迷,加上地摊盗版的冲击,像《山茶》这种走文学路子的杂志自然难有什么市场,可以说,邓接手的是一个麻烦。但内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觉得,《山茶》得活下去,就是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他决心对《山茶》进行改革。昏黄的灯光下,他回想起当时的心情,仍显得有些激动。
然而,改革的道路是艰辛的,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从这一刻起,他的世界将要发生怎样的变化。
第一步改造是将《山茶》从纯文学风格变成一种民间文化实录的文学体裁。于是便有了第80期———《山茶民俗文化实录》。改版后的《山茶》以一种清新朴实的风格赢得了大量读者的好评,编辑人员也非常振奋。走出磕磕绊绊的第一步后,邓启耀更坚定了改革的决心。
《山茶》要能为市场所接受,要更有所作为,还必须在插页上下功夫,将原来的黑白图片换成彩色图片,这也是外界对《山茶》的期望。对于对物质极不敏感的邓启耀来说,他一向不放在心里的钱财成了拦在面前的一道千斤石闸。他粗略估计,一本彩色《山茶》的成本要比黑白的高上十几倍。但当时杂志社每年只有5万块钱的经费,这点钱连出一本杂志的费用都不够。他说,为了找经费,自己就带上社里的编辑去“打版”(云南话:拉广告)。他知道自己并不善于与人交际,对一个从小就喜欢自由的风行者而言,死皮赖脸地找人要钱,比杀了他还痛苦。但他还是去了,为了《山茶》,为了梦,为了一群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还天真地执着于理想世界的行走者。他,别无选择。邓启耀的第一笔交易是与一批制青铜的商人做成的。后者答应给《山茶》2000-3000块钱的广告费。这个小小的成功使他兴奋了很久,于是鼓励其他人,连我都能拉广告,天底下应该人人都没问题。然而成功背后的酸甜苦辣,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邓启耀的家人常常抱怨他为《山茶》所付出的和他所得到的相比,实在少得可怜。
改版后的《山茶》虽仍存在许多不足,但使人看到了某种震撼人心的东西,有读者说那里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而我看到了真挚和不屈的心灵。正是“山茶”人汩汩的热血铸造了理想,铸造了英雄。邓启耀和他的编辑们在没有工资发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行走在理想的家园。物质的牢笼永远无法困住理想的翅膀。
许多人都被这群默默耕耘的人感动着。邓在中国探险协会、云南美术界以及台湾摄影界的朋友纷纷慷慨解囊。在这些朋友和一些零零散散的广告的支撑下,1995年,《山茶》终于露出了那令人惊叹的美丽面孔。
然而,即使有了一些投入,但与每期近十万的成本比起来,那点钱还是显得杯水车薪。邓启耀和他的同事尽量节省,辛辛苦苦坚持了一年,就又重新陷入了经费不足的泥淖。他想到了放弃,放弃一份他投入无数心血才刚刚有点起步的事业,他不希望那些和他一起共事的人都去壮烈地“牺牲”。毕竟,他们也是有家的人。
也许是《山茶》给人的印象太深了,那一行行凝练的文字,那一幅幅朴实的照片,在每位读者的心里刻下了自己的理想和回忆。许多人打电话到杂志社,恳求邓启耀不要放弃《山茶》。一位探险旅行社的老总说:“老邓,你一定要撑住,我就是把自己的汽车卖了,也要拿钱给你办下去。”读者的信任使邓启耀非常感动,他决定重新迎接命运的挑战,即使再苦再累也值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就是想跳楼也不行了。在邓最困难的关键时刻,云南蓝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决定赞助《山茶》,每年投入25万元的资金。
1996年是非常困难的一年。这一年,邓带着另一种悲壮的希望,在风雨飘摇中还是站了起来。《山茶》也基本确立了自己的版式和风格。
从育书到育人
《山茶》的新面貌使这份地方刊物在国内产生了良好反响,其口碑甚至还飘洋过海,传到了香港、台湾和国外,一个美国人专门跑到邓的办公室对他说,你们的《山茶》做得比《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还要好。这话也许有些夸张,也许只是一己之见,但国内能得到如此殊评的杂志并不多见。
就在杂志逐步走上轨道的时候,他却决定急流勇退,以弥补久欠家人的那份情。他跟随早一年到广州的妻子,举家迁到羊城。放弃自己最喜爱的事业去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这对每个人都是最严峻的挑战。为了坚定自己的选择,他毅然辞掉了在云南担任的所有职务。“我是先断了自己的后路才来广州找工作的。”邓启耀觉得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让自己在现实中割舍那段永远无法割舍的岁月。
2000年1月31日,邓登上了从昆明飞往广州的航班。
来到广州后,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首先必须解决的是住房和工作问题。他对房子的要求很简单:只要能放得下一张书桌我就心满意足了,对工作的要求只是相对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幸运的是,广州识人,一个星期就解决了他的住房问题,随后便是和夫人满城跑,找工作。闹市的喧嚣嘈杂一开始就使他觉得无所适从。不过他自嘲说,我是探险协会的人,哪儿都敢去,何况广州。不论身处何处,他对物质从来没有过多的欲望,心静则可。他的朋友调侃他:“老邓,你是跑到闹市隐居来了。”
最终,邓启耀成为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在大学,他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旅途。但不管育书还是育人,他一如既往地兢兢业业,真挚而坦诚。
看邓启耀的书有一种感觉:淡泊人生却又执着理想。他的心灵因为与自然的贴近而变得轻灵透彻。行走在自己的理想家园,他,义无返顾。
邓启耀档案
姓名:邓启耀
出生年份:1952年
经历:当过知青,1982年大学毕业,1986年调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1994-2000年1月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山茶·人文地理杂志》社长兼主编,其间为中国探险协会成功组织或配合组织多次综合考察活动,2000年2月调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现担任职务: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探险协会人文及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特邀专家及中美合作“民族文化田野考察群”中方负责人。
影视作品:《中国哈尼族》,德国哥廷根国际民族学电影节(1994年)、《高原女人》,中央电视台(1995年)、《中国佤族》,中国影视人类学研讨会(1995年)、《穿越哈巴雪山》,云南电视台(1996年)、《滇藏文化带考察》,昆明电视台,(1996年)。
文/赵珣
邓启耀探险心得
探险不是冒险
探险不是冒险。不然的话满大街勇闯红灯、乱穿马路的人都可以加入探险协会了。如果为争什么“第一”的虚名,不惜拿自己或别人的生命做赌注,在不合适的时间、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忙上阵,这种蛮夫之勇,更与探险精神相去甚远。
尊重自然、珍惜生命和高度的科学人文精神,是中国探险协会的基本宗旨。
对自然,我们永远不说“征服”。只要你到那大天大地大山水中走走,就会知道奢谈“征服”的狂妄无知。
探险是超越于常规生活的一种突破方式。它激发你卓越的潜能,也暴露你隐藏的弱点。在那种情境中,你不能装,也装不下去,一切都会被激发或暴露出来:坚毅、豁达、高尚、应变能力、团队精神,懦弱、浮躁、自私、卑鄙……或者两者奇异地合成在一个人身上,或者在不同的状态下有不同的表现,虽然没有绝对的英雄或懦夫,但一个人的本质性的东西,往往在此时显露无遗。
所以,探险又是对未知的一种探索方式。未知者不仅有自然,还有你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后者,通过探险你将发现许多你过去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无论发现的是快乐还是痛苦,都会引发深度的感悟,因为这是你在一种超常状态下,以身体和心灵向大地直接获取的东西。
我有一个画画的朋友去看梅里雪山,却遇云遮雾障。梅里雪山至今无人可以登顶,她的骄傲超越于珠穆朗玛。山民说,山已经几个月没露面了,你回吧。他心不甘,愣愣坐着望云。山民又说,或许你向她磕三百个头,她会开一下。朋友依言磕头。三百余个之后,突然云雾像大幕一样徐徐打开,露出被朝阳照射得金光灿烂的雪峰。所有同行者乱作一团,忙着抢这珍贵的镜头。我这朋友却扔开相机,独自跪在那儿放声大哭起来。事后,人们问他为什么要哭,他说,没有理由。那一刻只想大哭,从心底里哭出来。 |